
想象一下这个画面,2022年的冬天格外冷,不是气温低,而是人心凉,就在数百万中国基层社区工作者穿着防护服,像蚂蚁一样在街道巷弄里穿梭,为哪怕挽救一个老年人的生命而跑断腿的时候,大洋彼岸传来了一个声音,这个声音不是来自陌生人,而是来自一个我们曾经无比熟悉的同类,她在键盘上敲下那行字的时候,手指大概是没有颤抖的,她把这些试图筑起生命防线的普通人,比作了二战时期把犹太人送进毒气室的纳粹帮凶,阿伦特笔下的平庸之恶,被她如此轻巧地,充满恶意地贴在了一群只想让邻居活下去的志愿者脑门上。
甚至是连那些有着基本良知的外国科学家都看不下去了,他们在推特上质问,当美国有80万,甚至后来超过一百万人因为新冠病毒悲惨死去的时刻,中国在那两年保护了绝大多数人的生命,这种为了生存而付出的集体努力,怎么就成了恶,那个敲键盘的人叫袁莉,对于这个名字,新闻圈的老人或许会叹口气,但对于今天的读者,她更像是一个黄皮肤的西方幽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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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很难不去回想那个没有滤镜的年代,倒退二十年,或者是更多一点时间,在曼谷闷热的季风里,在万象尘土飞扬的街道上,也有一个叫袁莉的年轻记者,那时候她的眼睛是亮着光的,那时候她不戴有色眼镜,她在新华社国际部,是重点培养的苗子,她是那个跑得最勤快的人,从中泰边境的贸易集市,到战火纷飞的喀布尔,那时候的文字里有泥土味。
谁能想到当年那个为了写阿富汗难民营惨状而陪着落泪的姑娘,那个在内部会议上因为报道扎实被老同志表扬的小袁,会在二十年后变成一把刺向母国最尖利的刀,这种撕裂感太强了,强到让人恍惚,仿佛那个有着银川血脉,在北京念完新闻系,发誓要记录真实的女孩,死在了去美国的航班上。
那篇文章引发的震怒不是偶然的,是一种被深层背叛的刺痛,如果是单纯的外国人或者政客攻击,我们大可以一笑置之,因为他们不懂,他们没在这里生活过,但袁莉不一样,她懂,她太懂了,她知道中国社会的肌理,她知道怎么说话最能挑动那根敏感的神经,所以她的攻击才显得格外阴毒,把防疫志愿者比作艾希曼,这是西方语境里最狠毒的诅咒,她精准地计算了每一个词的杀伤力,目的不仅仅是批评,而是要从道德根基上毁灭中国人互助自救的正当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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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拨回到2002年,这可能是她人生最重要的分水岭,甚至比后来任何一次跳槽都关键,那一年她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,去乔治华盛顿大学或者哥伦比亚大学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那个决定,去镀金,去换血,两年后她举起右手宣誓那一刻,手里那本深蓝色的护照,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沉重得多。
入籍不仅仅是法律身份的变更,更是一次精神上的格式化,心理学上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叫皈依者狂热,一个刚刚转换阵营的人,往往比那些原住民表现得更加激进,因为她心虚,她需要不停地证明自己属于新的世界,需要不停地用行动来向新的主子纳投名状,我看过太多这样的例子,当一个人切断了根脉,她就必须在另一块土地上扎得更深,哪怕那块土地里全是石头,她也要把自己的根系插进去,甚至不惜挤压变形。
2008年她回来了,带着那张镀金的美国脸孔,成了《华尔街日报》中文网的主编,那年北京奥运会,满大街都是兴奋的脸庞,出租车司机都学会了说两句蹩脚的英语,但我翻看那段时间她的稿子,那里面没有温度,只有审视,冷冰冰的像是验尸官在看一具尸体,外媒同行随口抱怨的一句安保太严,在她笔下就能发酵成系统性的极权展示,她刻意过滤掉了那种普遍的,真实的自豪感,因为那种情绪不符合华盛顿的口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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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变化是潜移默化的,像温水煮青蛙,等到你发现的时候,她已经跳出了锅,站在灶台上往下吐唾沫,2011年温州那场惨痛的动车事故,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伤痛,是反思,是对于速度和安全的大讨论,大家都在痛定思痛,但在调查报告还没出来的混乱期,袁莉的文章就出来了。
那就是一篇教科书级别的反向特稿,标题是《中国高铁之殇》之类的惊悚字眼,但这都不是重点,重点是她在文章里极其隐晦又娴熟地使用了大量匿名消息源,还有那些模模糊糊的照片,所有的暗示都指向一个方向,那就是阴谋,就是销毁证据,虽然这些最后都被证实是子虚乌有,但那时候节奏已经被带起来了,她不在乎真相吗,也许在乎,但在她心里,论证这个体制有着不可救药的原罪,比搞清楚信号灯到底哪里坏了更重要。
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,新闻专业主义在她身上彻底变质了,原本应该多方核实,平衡报道的原则,变成了单向的输出,她只要找到那个能证明中国不好的切片,就会把它放在显微镜下无限放大,哪怕这只是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的一粒灰尘,她也能把它描绘成遮天蔽日的沙尘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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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的故事就更加顺理成章,甚至有点滑向闹剧,2018年她去了香港,那个风起云涌的特殊节点,她摇身一变成了科技专栏作家,这太讽刺了,一个常年搞政治观察的人突然去写硬核科技,写得了吗,她不写代码,不写芯片良率,不写算法突破,她写的是政治标签。
在她的笔下,孟晚舟不再是一个企业的CFO,而成了一个巨大的间谍网的符号,华为那些从底层爬上来的工程师的奋斗,那种哪怕被卡脖子也要搞出备胎的血性,在她的报道里只字不提,她通篇引用的都是美国情报部门那些从来没拿出国实锤的指控,车轱辘话来回说,硬生生把商业竞争写成了文明冲突,她那时候已经不怎么跑现场了,或者是只跑那些符合她预设结论的现场,坐在香港维多利亚港边的落地窗前,喝着咖啡,俯视着下面那些像蚂蚁一样忙碌的人群,她觉得自己看透了这片土地的愚昧。
这就是典型的本土告密者心态,也是西方媒体最喜欢的一类人,英文里有个词叫Native Informant,就是殖民者到了一块新大陆,需要找一个土著来带路,这个土著不但要懂地形,还要懂怎么帮殖民者把本地人的行为翻译成他们想听的故事,袁莉在这个生态位上做得太舒服了,她出售的不是新闻,而是她那张中国脸带来的解释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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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要西方的主编们想听中国崩溃的论调,她就能在那篇反驳声一片的防疫文章里,对数亿中国人为了清零做出的牺牲视而不见,只盯着那一点点混乱大做文章,她甚至不用走出家门,不用去社区看看那些大白手掌里的汗水,只要在推特上搜几个抱怨的帖子,这篇稿子的骨架就搭好了,这种轻松的钱太好赚了,赚的是良知的差价。
但她心里真的不慌吗,夜深人静的时候,当她关上电脑,面对镜子里那张无论怎么洗也洗不白的黄皮肤,她会不会想起多年前在喀布尔的那个下午,那时候她面对的是真实的苦难,是生与死的边缘,而不是现在这种坐在云端上对人间指指点点的傲慢,现在的她,看似拥有了言论自由,想骂谁骂谁,实际上她是走进了另一个更逼仄的笼子。
在这个笼子里,她不能说中国一句好话,一旦她试图客观一点,承认一下中国在某些方面的进步,比如基建的效率,比如数字支付的便利,比如民众生活的改善,她在那个西方媒体圈子里的合法性就会瞬间崩塌,她的美国同事会用怀疑的眼光看她,甚至会觉得她是不是被统战了,所以她只能在那条越走越窄的黑路上狂奔,油门踩到底,不敢回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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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其实是一场悲剧性的异化,我们看着她,就像看着一个为了练邪功走火入魔的师姐,她在西方那个名利场里,看起来光鲜亮丽,出入高端酒会,在纽约时报这种大平台上开设专栏,仿佛掌握了话语权的顶端,但实际上呢,她是一个工具人,一个随时可能被抛弃的耗材。
你看那些以前跟她一样的反华急先锋,现在的下场如何,要么是被边缘化,要么是失去了利用价值后销声匿迹,西方的政治风向是会变的,一旦中美关系哪天有了缓和,或者华尔街觉得中国市场还是得做,这些靠贩卖偏见为生的人,会是第一个被牺牲掉的筹码,因为在那帮白人精英眼里,你永远是异类,你今天能为了绿卡出卖你的母国,明天也能为了别的利益出卖我们。
现在的袁莉,文章越写越激烈,调门越喊越高,甚至带上了一股歇斯底里的情绪,那不是理性的批判,那是一种恐惧,她在恐惧被遗忘,在恐惧如果停止攻击,她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就会消失,她必须用更极端的词汇,像纳粹这样的字眼,来刺激西方读者已经麻木的神经,这是一种瘾,戒不掉的毒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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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意思的是,那些被她瞧不起的普通中国人,那些她在文章里暗示是平庸之恶执行者的社区大妈、快递小哥、医生护士,他们活得比她真实得多,他们在疫情最难的时候互相送菜,在洪水来了的时候手拉手筑堤坝,在被制裁的时候默默加班搞研发,他们不需要那个高高在上的《纽约时报》专栏作家的怜悯,更不需要她的妖魔化,他们用脚投票,走出了那个她预言了无数次必定崩溃的死局。
而她呢,银川回不去了,北京回不去了,那个养育了她,给了她最初新闻理想的地方,现在把她当成教科书级别的反面教材,这对于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来说,是最大的精神死亡,也就是所谓的社死,彻底的,无法挽回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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偶尔我会想,如果有平行时空,那个留在新华社继续做国际报道的袁莉,那个坚持跑现场、关注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袁莉,现在会是什么样,也许她会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资深媒体人,会在讲台上给年轻记者讲如何在战火中保全自己同时发回报道,讲如何用客观的视角去看待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,而不是像现在这样,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复读机。
那个平行时空的她,应该会比现在快乐吧,至少在深夜梦回的时候,能看见那片曾经养育过她的土地,依然有着某种温暖的底色,而不是像现在,眼前只有一片虽然自由却寒风凛冽的荒原,和无数双即便隔着大洋也充满鄙视的眼睛。
人总是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的,只是这单,有点太贵了,贵到赔上了整个人格和灵魂,留下的,只是一具会打字,会取悦特定读者的空壳,而这具空壳,正随着西方对华叙事的逐渐崩塌,慢慢露出那尴尬而丑陋的底色。
来源:《纽约时报》袁莉专栏历史文章存档
来源:新华社关于早年驻外记者的内部资料回忆
来源:乔治华盛顿大学校友录信息比对
来源:2022年推特(X平台)关于平庸之恶文章的评论区备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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